外国为什么现在还在打仗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对未来中国,乃至对整个亚洲而言,最需要从欧美地缘政治力量消长历史中汲取的最具基础意义的经验是,未来中国决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不肖子孙肢解已具有欧洲大陆主体板块位势的查理曼帝国并由此导致英国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

其政治权力基本在13个州手里。1784年,美国独立之初,北美大陆在1783年美国独立之前,偌大一个北美大陆却被欧洲列强割得四分五裂。也没有自己的政治。出使法国巴黎的杰斐逊痛心地写道,[5]各州拥有相当大的权现在我们再反观北美大陆。可以说是既没有自己的地缘,美国人是“外交官群体中最没有地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它是欧洲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诸列强的“殖民地大观园”。

欧洲大陆原本并不是今天这番破碎模样。古代欧洲曾经历过以罗马帝国和以查理曼帝国为主体板块的时期。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初扮演了亚洲中国秦始皇的角色,于公元800年,结束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所谓“蛮族”,即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匈奴人、阿兰人、阿瓦尔人等对欧洲冲击造成的几百年大混乱,将整个欧洲大体并归入法兰克王国,使欧洲自罗马帝国后再次成为以法国为主体地理板块的大陆。然而好景不长,这个对欧洲未来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却又极不幸毁在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的手里。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这个条约对欧洲的未来产生的灾难是双重的:它在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三的同时,也为欧洲大陆自古罗马和查理帝国之后的地缘政治,在其进入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之初,就埋下了先天破碎的根基。这对欧洲未来的成长是致命性的损害,此后,巨大而又无休止的内耗几乎耗去了欧洲未来千年的历史。其次,也是由这个《凡尔登条约》铸定的欧洲破碎性成长根基,使曾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并被法国征服的英国[1],继而是曾游离于欧洲之外并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征服的美国,才有了崛起为世界霸权的天然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在法国,从黎塞留(1585-1642)到拿破仑(1769-1821),在德国从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Barbarossa,约1123-1190)到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乃至希特勒,他们都曾试图恢复查理大帝伟业,但这些努力在英国均势外交下均遭失败。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或许是个例外。俾斯麦是近代欧洲自觉放弃统一欧洲梦想的铁血强人,他坚持地区性守成的原则,并为此不惜以辞职与主张扩张的威廉二世[2]分道扬镳。后来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试图恢复9世纪查理大帝和12世纪腓特烈大帝的事业[3],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大国的兴衰》中说: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象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甚至作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的。象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4]